杨慎的文献学理论与实践 https://milkaddict.com https://milkaddict.com/LunWen/2017-02-02/92578.html 韩慧清 (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,陕西西安710119) [摘要]杨慎是明代著名的文献学家。杨慎重考据,反对空谈心性;倡汉唐旧疏,重训诂章句;坚持求实原则,在大倡心学的明代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学理论。另外杨慎重视文献版本,编纂成果丰富,为文献的流传和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[关键词]杨慎 校勘 编纂 [分类号]G256 杨慎(1488~1562),字用修,号升庵,四川新都人。他是明代著名的学者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杨慎学识之博,著作之丰,经历之广,非时人可比。明代以来,有关杨慎的

杨慎的文献学理论与实践


  • 时间:2017-02-04 17:30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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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:韩慧清

韩慧清

(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,陕西西安710119)

[摘要]杨慎是明代著名的文献学家。杨慎重考据,反对空谈心性;倡汉唐旧疏,重训诂章句;坚持求实原则,在大倡心学的明代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学理论。另外杨慎重视文献版本,编纂成果丰富,为文献的流传和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[关键词]杨慎 校勘 编纂

[分类号]G256

杨慎(1488~1562),字用修,号升庵,四川新都人。他是明代著名的学者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杨慎学识之博,著作之丰,经历之广,非时人可比。明代以来,有关杨慎的研究专著已经出现,如陈耀文的《正杨》与胡应麟的《丹铅新录》《艺林学山》等,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偏于札记式或者随笔式的点评和序跋;清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给予杨慎过多的贬抑与否定,致使杨慎在之后一段时间无人问津;解放之后,学者对杨慎开始了一定的研究,但多关注杨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,而关于杨慎文献学的研究则较为稀少。

1 重考据,反对空谈心性

明代中期,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已蔚然成风。杨慎身处其中,对理学家们因学识浅薄而“使实事不明千载,而虚谈大误后人”的学风深恶痛绝,他亲身力倡考据学风。其有关考证著作,多以丹铅为名,计有《丹铅录》《丹铅总录》《丹铅续录》《丹铅要录》《丹铅别录》等10余种著作。在心学大行其道的明代,他开了明代考据学之风,也为清代的考据奠定了基础。

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思潮,明代心学大行其道。明代中叶,陈献章、王守仁等上绍陆九渊,建立起以尊德性为主体的心学体系,以“致良知”为主要目的。他们否定经典的地位,否定汉唐注疏和知识学问的重要性。“六经皆我注脚”是陆九渊的经典理论;陈献章将六经等文献视为糟粕,“吾能握其机,何用窥陈编”[1];王守仁否定读书博学,认为那是有害无益之事,“记诵之广,适以长其傲也;知识之多,适以行其恶也;闻见之博,适以肆其辨也;辞章之富,适以饰其伪也”[2]。王守仁否认研究名物训诂的价值,认为吾心皆一切,只要我心可以感知万物,万物皆在我手中,一时此学说风行,将经典训诂与坐禅忘我相结合,大有儒释合流的趋势,几陷于狂禅的境地。正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:“后世经传既已乖离,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,而务碎义逃难,便辞巧说,破坏形体。”[3]明朝朱子的《四书集注》是士子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,一般的读书人死记程墨选本,不明经义,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,完全抛弃汉唐古注,忽视经典精髓,阳明之徒认为“吾学直捷,不假修为,于是以传注为支离,以经书为糟粕,以躬行实践为迂腐,以纲纪法度为栓桔,逾闲荡检,反道乱德,莫此为甚”[4]。在心学大行其道的明代中期,杨慎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大无畏的学术精神对抛弃经典、肆意发挥的心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他说:“儒教实,以其实实天下之虚;禅教虚,以其虚虚天下之实。陈白沙诗曰‘六经皆在虚无里’。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,岂儒者之学哉!”“高远之蔽,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,以空索为一贯,谓形器法度皆当狗之余,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。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,世之禅学以之。”[5]杨慎不仅批评空疏心学,而且新时人耳目,提出要注重汉唐旧疏,反心学其道而行之。

2 倡汉唐旧疏,重训诂章句

提倡汉唐旧疏,注重训诂章句。杨慎认为自宋儒以来的肆意发挥义理之风将导致经学的禅学化,最终陷入空疏支离的境地,将与六经经义咫尺天涯。他认为汉代经学家去孔子未远,他们的旧疏旧注往往有较大的价值。杨慎说:“六经作于孔子,汉世去孔子未远,传之人虽劣,其说宜得其真;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,虽其聪颖过人,安能一旦尽弃旧而独悟于心邪?六经之奥,譬之京师之富丽也,谈京师之富丽,河南、山东之人得其十之六七,若云南、贵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。何也?远近之异也。以宋儒而非汉儒,譬云贵之人不出里闾,坐谈京邑之制,而反非河南山东之人,其不为人之贻笑,几希。然今之人安之不怪,则科举之累、先入之说胶固而不可解也已。”[6]杨慎用地理的远近来比喻汉儒宋儒与圣人的远近,充分论证了汉唐旧疏对解释经典的重要作用。杨慎认为旧疏中包含义理,义理蕴藏在旧疏里,要在注疏中发现义理而不应抛开注疏空谈义理,舍本逐末,终以自弊。他说:“未知其粗则其精者岂能知也,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。六经自火于秦,传注于汉,疏释于唐,议论于宋,日起而日变,学者亦当知其先后。近世学者,往往舍传注疏释,便读宋儒之议论,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,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。”[7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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